“门外”看教育（上）
——访刘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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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夏欣
刘吉，社会科学学者，1935年生于安徽省安庆市，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工程专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转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历任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科学技术学会副主席、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体改委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与夏禹农等人合著的《科学学基础》等是国内最早的科学学专著，撰写论文200多篇。 记者：印象中你一直是有着鲜活思维触角的人物。前段时间很意外地在报纸上看到你写的一篇谈教育问题的文章，觉得很有看头，或者说很有分量。也许正因为你人在局外，才把“教育”这个几乎人人都有话要说的话题说得别开生面。中国的教育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的观点是，最根本的是要看被教育对象即学生存在什么问题。你罗列了很多，有孩子们及其家长不堪重负、身心健康受到影响；逼学生按“标答”解题背诵、扼杀创造力；学生知识陈旧贫乏、天地狭窄。那么最主要的问题出在哪儿呢？ 刘吉（以下简称刘）：我没有专门研究过教育，不是教育专家。只是教育是全社会的事业，人人都应该关心；教育是科学的基础，我是一名科学工作者，理所当然更关心。对教育的问题也就自然爱之深、责之切了。我认为中国教育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创造力。中国学生念书不错，但动手能力差、幻想力更差。按人才学的说法，人才有三种，一是再现型人才，可以准确重复既有知识或技能，如生产质量标兵；二是发现型人才，虽然不能准确重复，但可以发现既有知识或技能的缺陷，总结其规律等等；三是创造型人才，可以进行重大理论创造和技术革新。目前学校培养的人才显然缺少后两种，特别是最后一种。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就主副科分野，填鸭式灌注知识，而忽视孩子的能力和创造精神的培养。对于标准答案，学生、教师谁也不可越雷池一步，何来创造力？孩子无法按自己的志趣去旅游、听音乐、看美展、博览群书，从入学开始就每天十几个小时上课、做作业，还要家长陪读，家长学问不够再去请家庭教师，这种现象可说是全世界罕见。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有较高质量的，依据之一是在中国成绩中下的学生到了国外个个是尖子，还有中国学生到国外参赛到处拿奖。这常使我想起看到过的另外一个资料：新加坡中学生在国际科学及数学标准测验中常拿高分，有趣的是新加坡政府不以为喜，反而为忧，认为这是学生苦习考试作答技巧所至，于是重新检视评估学生学习的方式，改进填鸭式教学和考试方式。 刘：我国中下水平的中学生到美国中学成了优等生，甚至被誉为天才，决不是中国教育可以引为骄傲之事。中国中小学教材之艰深可以说世界第一，也同样不可引为骄傲。否则，为什么到大学、到研究生后就不如人家？否则我们又何必派那么多留学生出国学习？说到教材，我认为中小学教材之深有时达到荒谬的地步。小学刚入学就开始做类似鸡兔同笼的算术文字题，而孩子往往连题目中的字还认不全。我们的教材不是根据现代教育思想关于中小学生该具有怎样的知识来编写的，而是集中各科优秀教师编写，按照学科体系来编，焉能不深？语文教材想把学生培养成文学家乃至语言学家，算术数学想把学生培养成数学家，如此等等，中国的孩子能不累？教材太深也往往逼得教师没有时间去创造性地用各种方式使孩子们去理解内容，只能灌注，用题海和无穷无尽的考试赶着孩子们奔跑，作文要孩子把将来升学考试可能考的几百个题目都作一遍，逼着孩子们胡编乱造，数学天天考，大量练，据说这叫“熟能生巧”。 不知什么人发明了模拟考试，考试就是考试，模拟什么？实在很荒唐。考试成了作假，把要考的告诉你，然后围绕着如何考高分来训练。我曾问过一些教师，他们私下也说不明白什么意义，也感到厌烦，这实在值得深思。规定哪门学科考，哪门学科不考，考的拼命往深里演练，不考的干脆放弃不学。致使一些准备考理科的孩子很早就忽视人文方面的教育，不懂中国历史、地理文化，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爱国主义？这是很危险的。考试不需要老师告诉范围，也用不着几十个题。有十个就可以了，7个题考知识，3个题考智力。如果7个题答不全或答错，而3个题全答对，或有一个很有创见，为什么不能录取？录取的权利应该在学校。英国最著名的卡文迪实验室，产生过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据我所知他们招收研究生的时候，卷面考试只是参考，主要是一上午时间的面试，“古今中外”漫谈，来确定学生的智商和能力，最后导师决定录取与否。所以考试必须改革。应该给孩子们有“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的自主学习的条件和权利。 记者：一说到应试教育的现状，大家都有些意见。这状况的确是同考试、特别是同高考的导向有很大关系。可是目前从教育部门的角度看，高考仍不失为相对客观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就好比中国古代科举总比荐举更客观些一样。何况还有就业问题的影响。应试教育已经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惯性，顽固地规定着基础教育的轨迹。 刘：我赞成考试，这是人类几千年实践证明的有效的办法。问题不在于考试，而在于如何考试？在于考试试题，在于升学考试是根据什么样的教育思想设计的。社会对人力资源需求的大格局一直是社会精英与普通劳动者两部分，不承认这一点也是无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实践经验。升学考试就是要筛选出民族精英重点培养。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个格局是我们教育和考试的起点。当然，社会精英和普通劳动者之间不是绝对区分不可逾越的，其中必有一部分相互转换和渗透。社会精英的教育就是要设计层层科学的“筛子”进行筛选，而且不是一筛定终身，要给与多次公平竞争的机会。普通劳动者教育则不同。在作为现代人必备的知识普及教育之后，给与各种劳动技能的培训，以利于他们在市场上竞争。这种职业教育不需考试，只需毕业时确定是否上岗合格。 高等教育是培育社会精英的。因此我们的高考应重在考核智力，考创造性。当然要考核品德，只是这很难通过考试的方式来进行。现在的时尚是题海战术，死记硬背，考出的高分学生不少到了大学就平平，而一些后来证明富有创造性的学生，反而往往名落孙山。这说明考试的设计思想有问题。考试这个指挥棒没有错，问题是要指挥流行歌曲，还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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